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冼村啟示錄:種下風暴,收獲的是風

原標題:冼村啟示錄:種下風暴,收獲的是風

文丨令狐卿

婁燁導演的新電影《風中有朵雨做的云》正式上映,此前一度被傳疑似撤檔,而婁燁在接受采訪時則表態,電影上映前還被要求刪改,

“從現在開始,我選擇保持沉默。請大家去電影院看電影吧。”

電影故事發生在中國南方一座城市,主要矛盾起于一次拆遷糾紛引發的騷亂。了解電影內容的很多人認為,這故事很可能取材自廣州的“冼村風云”

電影激起的話題周邊,再次將廣州城中村這個主體帶入輿論場中。在某種程度上,這不僅是對廣州城中村歷史的映射,也沾染了自由啟蒙話語對城中村形象的回光返照。如今,這種話語曾凝聚的信息量呈斷崖式下降,簡化不只是話語的規模縮減,還是欲說還休的心神凋零。

迷之追求學術聲譽的曹氏

在電影中出現的沖突場景,大概率取材自冼村的“8·13事件”。

2010年愚人節,冼村啟動改造進程,當天號召拆遷簽約,但簽約率不到三成。時任冼村支部書記盧穗耕遭遇了村民反對,到8月13日夜,盧穗耕動用了鐵腕手段,網傳一萬名青皮與制服打手圍村施壓。

從現今留存在網絡的視頻看,本次圍村事件就像一次村級鎮壓,施壓一方占據絕對的人數優勢,動用了城市街頭鎮暴的極致手段。作為直接后果,50多名拒簽協議的村民代表被抓。一直到2013年3月盧穗耕潛逃澳洲之前,這種高壓都盤旋在冼村異見村民頭上。

盧穗耕及其同袍好友,歷任沙河鎮、天河區一把手、最高官至廣州副市長曹鑒燎的故事,詳見于媒體,財新2016年的報道尤其詳盡,盡顯其政經拿料的本事。若要了解冼村的黑金政治,通過它們就能知道大概。與財新報道差不多同期,婁燁的電影殺青進入后期制作,直到現今這個光景。

就在電影在大陸公映的4月4日,冼村的回遷房已經部分建成,從俯視圖像上看,整個村落在喪失了有力的反對力量后,正在變成稀疏的建筑工地——這一幕,在楊箕村發生過,兩個村落在某個歷史階段的鳥瞰圖如此重疊,實在展現了同類問題的不同發生地。

按照現在公開的信息來做個拼圖,廣州138條城中村的改造,能夠造成世界級強拆影響的,都是在曹鑒燎治下的天河區。天河作為曹氏的大本營,經過曹鑒燎30年的經營,明線上是廣州土地財政的中心地帶,暗面上則是曹氏利益集團瓜分土地黑金的勢力主場。

本土成長起來的曹鑒燎一度是“廣州人當廣州官”的代表,他是一位能臣干吏,心思縝密,且有理論素養。他橫掃珠江新城的土地黑金,成為掌控這塊土地上的主宰,不是偶然的。曹鑒燎對產權理論的實戰掌握,支撐他高效率培育黑金富礦的原理與操作。

曹鑒燎在沒有倒臺時,被贊美為體制內專家型官員,其署名專著《制度立區:城區公有制經濟制度創新案例研究》,即使是別人操刀之作,也能見出曹氏參悟之深,遠超同期官員。即使在官拜區委書記時,曹鑒燎也拿下暨大國關專業博士,表現出對學術名譽的迷之追求。

2013年12月19日晚,冼村破敗的圍墻內傳出震耳欲聾的鞭炮聲。當天下午,曹鑒燎被紀委立案調查,迎接這位“天河王”、城中村幕后教父的將是無期徒刑,以及廣布于網絡空間的桃色新聞。這是城中村財富勢力的重新洗牌,當然與外來者、大眾媒體無關。

2018年7月17日,廣州,航拍冼村,舊樓房拆除現場。 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

輿論領袖主導城中村敘事

楊箕村、獵德村、冼村,是曹鑒燎治下三個城中村改造的樣本,現在來看,是他通過代理人(村支書)進行的盤剝之戰。但是在黑金政治曝光之前,廣州城中村的大眾敘事可不是這個內容,它們被掌握媒體話語權的外省人美化,引申為一種把玩的審美趣味。

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,廣州城中村尚處于它的樸素階段:黑金政治的土壤并不成熟,導致它們成為階層盤桓及部分人等向上流動的“無主之地”。而在當時廣州發達的紙媒描摹中,城中村寄托了外地客的鄉愁,呼應啟蒙話語,受到了極大程度的拔高。

彼時像寫作楊箕村的前媒體人劉原那樣,城中村的敘事在兩個方向上展開:一個方向是其魚龍混雜的生活場景與底層景觀,一個是作為階層流動的落腳點。對于前一種,劉原等人的把玩帶有文人式的朦朧遠觀,而后一種則成為大眾媒體盛贊城中村實用的材料,視為珍罕。

這種對城中村的敘事模式,現在看來有著嚴重的缺陷,因為它是外來者視角,城中村村民成為食利者變得默默無聞,沒有任何話語權可言。在公眾話語中,城中村的村民“退隱”了,取代他們出來發聲的是浮萍一樣的“撈比”(廣州人對外地人的蔑稱)——這是外省人主導下的城中村敘事。

這種他者視角的后果之一,是培養了劉原等人在文化上的優越感。即使他們筆下的城中村活色生香,但仍像是所有外省人的“飛地”;即使這里有龍舟、祠堂,有他們無法融入的粵語環境,可這些人似乎執著地認為他們才是城中村的文化主宰。要過很多年,這種盲目才會被打破。

2010年前后,與南方報系隔著一條細街的楊箕村開始搬遷,無論是曾經住過的南方系從業者,還是當時仍主宰村里需要搬離的記者編輯,都表現出一種經過放大了的傷感情緒。他們在以回憶錄繼續對城中村的敘事時,可能沒有意識到,城中村對他們敘事及話語的反擊,正在醞釀。

2010年5月6日, 廣州,楊箕村里的商店掛出“告別楊箕”的紅字。 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

比較楊箕村與冼村在南方系報紙版面上的報道數量、規模,考究南方系報人對兩個村落的審美重點,楊箕村都要遠遠超出、高于冼村。從某種意義上,楊箕村被納入了南方系的歷史線索中,一度被吸收為南方系的文化拼圖與心靈雞湯的味道中,一箭之遙的冼村肯定沒這個待遇。

2013年1月19日柴靜主持的《看見》,播出楊箕村拆遷紀實,標題起的很好:99%對1%的拆遷。釘子戶李健明接受了柴靜采訪,捱到她走后,李遭到楊箕村民的跟蹤圍毆。1496戶村民的楊箕村、2000戶的鄉村,村民的內斗超乎想象,分享土地盛宴的癡狂不輸曹氏。

在幾乎所有的城中村圖像中,俯視都是流行視角,這種視角上的熱衷,與大眾媒體對城中村霸凌式的文字描寫是相輔相成的。視野上的取態,心理上的立場,文字上的鳥瞰,化作對城中村居住者的同情,一種浪漫的、缺乏產權意識、不把自己當外人的局外思維。

鄉愁敘事、抗爭敘事與黑金敘事的競爭

楊箕村村民李潔娥,2012年5月9日上午10時從自家樓頂跳下自殺,大眾媒體都沒有覺悟,這次事件背后的產權之爭,即將扭轉他者敘事對城中村的忽略。而城中村產權之爭呼嘯而來,大眾媒體基于俯視、憐憫的啟蒙話語,以及由此構建出來釘子戶報道的抗爭框架,將受根本動搖。

李潔娥縱身跳下之前。 圖片來源:南都網

李潔娥跳樓五分鐘后,綿軟地橫躺在樓下小徑,仰面朝天,時間像停止了一樣。類似她兒子模樣的青年上前幾步,做哭泣狀,可悲傷似乎也不怎么真切,興許尚未接受死亡的隔離吧。隨即,警察將他們分開,一輛救護車呼嘯而來,帶著李潔娥從廣九飯店那呼嘯而去。

迄今為止,對冼村報道最為充分的不是南方報系,不是財新,甚至不是中國人,而是一名任教于港大的外國人,大衛-班達爾斯基(David Bandurski)。他的英文專著《DRAGONS IN DIAMOND VILLAGE》2015年11月3日出版,沒有中文版,所知者寥寥。

大衛是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偶然接觸了冼村題材,而后將寫作重點轉向這個村子,開始與村里的釘子戶代表交朋友,最終寫下了他們抗爭的故事。即使沒有中譯本,大衛對冼村的敘事沿用了抗爭框架,竟然也與城中村釘子戶的流行敘事一致,敘事范式的競爭態勢可見一斑。

李潔娥與村外人合建房不受拆遷補償承認,經歷曲折。她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將冼村冼耀均他們的抗爭合理化,但其決絕姿態又與后者有著強烈反差。如果抗爭只是為了村務公開、求取更合理的拆遷籌碼,拿命搏就叫人費解了,所以李潔娥的選擇大概是性格與心氣使然。

在大眾話語的場域中,楊箕村成色十足地支撐起文人式的審美情趣,類似一種在他鄉建構故鄉與鄉愁的活化材料。而冼村的話語構成具備相當的自主性,冼耀均等人擅長的抗爭劇目,塑造了一個與貪官決裂、甚或叛逆體制的角色。后來我們才知道,這種角色塑造的表演性質。

隨著珠江新城背后的黑金政治逐漸浮現,以2013年下半年中央第八巡視組進駐廣東為標志,廣州城中村迎來了輿論領袖的鄉愁敘事、冼村釘子戶抗爭敘事之后的第三種敘事,那就是反貪敘事。與反貪敘事一體兩面的,是黑金敘事,也就是城中村幕后掌控者的敘事。

2018年11月9日,中國廣州天河區冼村,拆遷中的冼村。 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

迄今為止,只能追溯到曹鑒燎的珠江新城黑金政治關系圖譜,以極其尖銳的力度,刺破了一直籠罩在城中村上的外來者敘事,證明后者是有多么虛幻、多么虛榮、多么自以為是。估計很少有人意識到這種反差,即使意識到估計也很難承認,但并不是毫無反應。

2016年年中,楊箕村村民回遷,擺下1500桌流水席,上萬村民慶祝拿到人均四套回遷房,最多的一戶分到了20套。一夜之間,楊箕村村民的平均身家超過一千萬。這種財富上的劇烈變動,構成對隔壁南方系的心理震撼,有記者心態崩了,發文批判楊箕村村民不勞而獲。

在南方系與楊箕村交集的歷史上,始終是前者掌握對后者敘事權力,體現著一種高高在上的審美與把玩。但當楊箕村村民住進了30幾層回遷房,不僅在視野上令南方系喪失俯視的可能,更以巨大的財富形成對南方系的沖撞。江湖的審美敘事再也禁不住財富尺度的丈量。

冼村沒有無辜的弱者

而楊箕村的財富故事已經在獵德村重演,并且正在冼村成形,必定也會在未來不遠處上演。可以設想,當冼村上演村民的巨富故事后,冼村構建出來的抗爭敘事必定會被迅速消解,就像楊箕村消解它被強加的審美敘事那樣,由此帶來的心理調適需求恐怕要更強。

2011年11月17日,廣州,楊箕村拆遷現場。 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

這也是大衛那本書帶給讀者的一大疑問:怎么證明抗爭村民代表著社會正義?具體來說,如果他們是為了抗爭村官的貪腐,但當整個舊班子被連窩端,他們重新獲得談判籌碼,并且有望追求到更高拆遷利益時,他們怎么可能是“弱者”?這興許是大衛之書的邏輯缺陷。

文人敘事加諸楊箕村的審美趣味,社運觀念加諸冼村的抗爭敘事,都將隨著城中村的變性而變得脆弱。即使用歷史來打掩護,將上述兩種敘事方式作為歷史圖景的“部分真實”用以“自辯”,仍會露出虛弱的底色。而這番變動,很可能動搖曾經身處其中的“我”之觀念。

易言之,當我們驚覺,在財富所指代的階級天平上,過去我們給予同情的對象都成為“領先者”,那我們借以輸出此種同情的價值觀是不是錯了?我們如何以今日之格局來說服曾經的“我”是對的?如何接受過去為之搖旗吶喊、沉溺把玩的都是水中花與鏡中月?

或者說,過去以南方系為代表的城中村敘事主導者,以及在廣義上支持這種敘事與輿論領袖的周邊擁躉,面臨著三重失去:第一重因為來到廣州失去故土,第二重是城中村改造失去寄托鄉愁的實體,第三重是黑金政治與財富剝奪那熟稔的話語模式。真的是一失再失,一失俱失。

這也是我對婁燁電影早早預設的心理防御,無論它的故事有多好,無論它多么努力地想要喚起什么、記住什么,只怕都再難打動我。不是我放棄了電影,而是我放棄了某些歷史章節,修改了某些過去的認知。黃金地上人頭攢動,冼村里沒有無辜的弱者,沒有。

還記得,2002年7月,冼村派出所將在村內抓獲的賣淫嫖娼人員實名張榜公布。在冼村封村的尾期,流鶯雕塑般站立斷壁殘垣間,畫面感非常城中村,近乎末世。楊箕村村口掛過著名的橫幅“打擊河南籍小偷”,賽龍舟也無法撫平村內外靜默如山的鴻溝,從不曾彌合。

索多瑪城沒有義人。冼村所代表黃金地的城中村,在它們的歷史發展中,外來身份的觀者看過不一樣的圖景,想到了與往日不一樣的東西。言與行的陣營互相借勢,階段性終結各自使命。過去,大眾媒體集體釋放自以為義,誤以為是絕對的“風暴”耕種者,如今收獲的無非是風,也只能是風罷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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